2.3.4競爭力表現為轉化的速度
　　當新商業模式的平臺愈筑愈高的時候，一項新技術、一個新發明，可以在同一時間普及開來，美國創造財富的速度與他們利用新科技的速度幾乎一樣快。
　　　　
　　據美國《商業周刊》（2004/10）統計，自1995年以來，美國國民產值投入商業投資的比率平均只有11.3%，與上兩個十年基本持平，大大低于日本的水平。然而，美國的生產率卻實現了飛速增長，原因就
　　在于對個人電腦和因特網新科技的迅速應用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5轉化需要有一個全開放的金融市場
　　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來看，這種轉化的活力，應該與一個國家具有獨特創新能力的金融資本市場相匹配。
　　　　
　　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，美國在金融市場取消管制條例之后，金融產品不斷創新，股票和債券市場、共同投資基金、套期保值基金、機會基金、高收益基金、過渡基金、風險資本基金，以及初次公開發售股票的數額和種類都增加了，這大大超過國家的總和。因此，美國中產階級把越來越多地把資金委托給新興的金融機構，而非那些日趨保守的大銀行、大的保險公司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6新商業模式弘揚風險精神
　　在90年代，美國通過初次公開發行股票的辦法，為大約4000家公司提供了資金，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。而整個歐洲在同期僅為幾百家公司
　　提供了資金，金額不到美國總金額的10%。這種自下而上的企業家經營意識、敢于一搏的“美國式”資本主義風險精神，使整個美國編織出了一個又一個創新神話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7硅谷+華爾街=新商業模式
　　“硅谷”就是一個現實中的神話。與其稱“硅谷”，還不如稱之為“華爾街之谷”更為貼切——它把專業科技人材與企業經營有效地
　　嫁接起來，從而制造出眾多的托馬斯•愛迪生這樣的人物——既是企業家又是科學家，這無疑是新商業模式**具有創新力、富有魅力，也是**具有說服力的地方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8大商業模式小政府格局
　　小政府大社會，小政府大市場，競爭看哪國的政府小得快。前世行行長沃爾芬森于1997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稱，自70年代以來小政府小得快的國家經濟增長提升了3%，小政府小得慢的國家只提升了0.5%，
　　兩者之間的差距相差六倍！所謂“小政府”是說“總統”、“總理”、“議長”、“執政黨”，他們只是國家管理者，各級政府也都需要實行成本核算、實施企業化管理。國家的事政府可以做，民間也可以做。
　　　　
　　從一些國家的實踐來看，政府的事由民間辦以后，效率大幅提升經濟增長，模糊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界限，對抗性矛盾少了，社會和諧程度也相應提高了。
　　　　
　　2.3.9美國創新三大支柱
　　制度創新，進一步拉大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。
　　小政府大社會、小政府大市場，里根政府從創新政治開始，實施“政府企業化”管理。美國于70年代率先進行改革，推動勞工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自由化，以及取消社會福利從而使美國人變得更加獨立。人們向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重新高額利潤和豐厚回報，而國家并不從中巧取豪奪。
　　　　
　　1970~1998年，美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幾百萬個新工作崗位，使就業人數增長了70%，而歐元區的就業人數只增長了5%。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
　　2.3.10印度直逼中國啟示錄
　　印度遵循“美國經濟發展模式”——低投資率、低儲蓄率、處事公平的政府及高贏利企業，直逼采用“日本模式”的中國。
　　　　
　　印度政府幾乎不采取如稅收優惠、直接貸款與隱性補貼等各種產業政策，而是在賦稅上一視同仁。它們揚棄干預市場的政策，改用私有化及放松監管的產業政策，使得印度不光只有制造業獲得發展，就連服